每經記者｜蔡鼎    每經編輯｜杜宇    

5月18日，由清華大學主辦、清華大學五道口金融學院承辦的“2026清華五道口全球金融論壇”在四川成都正式開幕。本屆論壇以“變局下的全球金融治理：新挑戰(zhàn)、新機遇、新發(fā)展”為核心主題，匯集了全球頂尖政要、經濟學者與金融決策者。在當日上午舉行的“國際貨幣體系的重構”主題論壇中，土耳其前副總理阿里·巴巴詹（Ali Babacan）出席并參與討論。他曾長期主導土耳其宏觀經濟政策，在出任土耳其主管經濟的國務部長及副總理期間，通過實施嚴格的財政紀律與深度的結構性改革，帶領土耳其走出了銀行業(yè)與惡性通脹危機，實現了長期的經濟高速增長。論壇間隙，阿里·巴巴詹接受了《每日經濟新聞》記者（以下簡稱“每經記者”）的獨家專訪。

土耳其前副總理阿里·巴巴詹 圖片來源：主辦方供圖

面對當前全球地緣政治高度碎片化、主要央行貨幣政策嚴重分化的復雜局勢，巴巴詹對全球貨幣體系的演進以及新興市場的政策選擇給出了務實的政策建議。他表示，國際儲備貨幣不應被作為政治博弈的武器，全球金融體系亟需建立更加透明、公平的多邊規(guī)則。同時，針對新興市場面臨的通脹與資本波動難題，他認為各經濟體應當摒棄對短期貨幣刺激的過度依賴，全面回歸基于規(guī)則的管理，并堅定不移地推進結構性改革。

告別“特權時代”的舊秩序，構建多元協(xié)調與互聯互通的貨幣新生態(tài)

當前的國際金融體系正處于深刻的調整與重構期。隨著部分新興經濟體本幣結算規(guī)模的擴大，關于全球貨幣體系碎片化風險的討論也日益增加。巴巴詹向每經記者分析了當前體系信任危機的根源。他指出，當一些主要貨幣被用作針對其他國家的政治工具時，這些貨幣作為交易媒介或國家外匯儲備的信任基礎就會受到削弱。這種將金融基礎設施政治化的做法，促使許多國家開始尋找替代性的多邊合作機制，從而推動了當前全球貨幣體系向多極化方向演進。 

巴巴詹認為，全球正在進入一個“后布雷頓森林體系”時代。在舊有的國際金融秩序中，單一國家享有過多的特權，而在現有的國際多邊金融機構中，新興經濟體的話語權分配與其當前的經濟規(guī)模和實際影響力并不匹配。因此，重構一個更加公平、包容的國際多邊金融體系，關鍵在于確保各國在國際事務中擁有公正的話語權，而不是由少數國家壟斷多邊規(guī)則的制定。特別是在面臨緊急流動性短缺時，國際救助機制應當建立在可預測、透明的技術和客觀標準之上，避免受到復雜政治動機的干擾，以此保障新興經濟體的金融安全底線。 

在探討未來全球貨幣體系的演變路徑時，巴巴詹提出了三種可能的情境：一是徹底的碎片化，即各國金融系統(tǒng)完全割裂；二是經過有效管理與協(xié)調的多元化體系；三是重新回歸高水平的全球化。他表示，徹底的碎片化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而重新回歸過去的全球化模式也面臨地緣現實的制約。因此，通過大國之間的有效管理與政策協(xié)調來構建一個“多元化的貨幣體系”，是目前最具可行性的路徑。 

在這一多元化生態(tài)中，各支付系統(tǒng)之間的互聯互通至關重要。巴巴詹指出，隨著不同跨境轉賬與支付系統(tǒng)的并存，如果各中央銀行之間無法建立順暢的對接協(xié)議和底層通信機制，全球金融市場將被迫走向實質性的分裂，進而損害所有經濟體的跨境貿易與投資效率。為了避免這種最壞情況，他呼吁主要經濟體之間建立起系統(tǒng)性、周期性的對話機制。尤其是在中美這兩個全球重要經濟體之間，連續(xù)且穩(wěn)定的多邊和雙邊協(xié)調至關重要。全球宏觀治理并非零和博弈，通過更高效的國際政策協(xié)同，大國完全可以共同做大全球經濟和財富的蛋糕，實現互利共贏，而非在有限的存量市場中進行惡性競爭。

新興市場需依靠制度力量與結構性改革

近年來，伴隨主要發(fā)達經濟體貨幣政策周期的分化，新興市場普遍面臨著資本外流、本幣匯率劇烈波動以及持續(xù)性通脹的多重壓力。對于如何穿越這一宏觀不確定性區(qū)間，巴巴詹結合其長期的宏觀政策實踐經驗，給出了系統(tǒng)性的政策建議。 

 他表示，宏觀經濟本身存在客觀的周期波動，政策制定者應當具備實施逆周期調節(jié)的能力。但更深層次的關鍵在于，無論政策工具如何調整，整個宏觀管理都必須建立在“基于規(guī)則”的框架之上。他指出，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應當保持高度的紀律性，例如確立明確的財政規(guī)則，同時中央銀行應當通過提供專業(yè)的前瞻性指引來穩(wěn)定市場預期，而不是受短期的政治和輿論壓力而出現決策猶豫。 

這種基于規(guī)則的治理，其核心在于強化各國的制度基礎。巴巴詹認為，能夠成功抵御外部金融風暴沖擊的國家，通常都擁有健全且運作良好的金融部門、完善的司法體系以及高度透明的法治環(huán)境。這些堅實的制度要素構成了新興市場最核心的競爭力和避險資產。 

然而，僅僅依靠短期的流動性調節(jié)或財政刺激并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內生增長動力不足的問題。巴巴詹強調，結構性改革才是所有經濟政策中最為核心的支柱。他坦言，結構性改革往往伴隨著顯著的陣痛，因為這些改革需要調整長期的利益格局，并且其政策紅利通常需要兩到三年甚至更長時間才能全面顯現。面對這種政治周期與經濟效益滯后期的矛盾，許多政府容易傾向于采取見效快、代價隱蔽的短期刺激工具，而回避觸碰深水區(qū)的結構性問題，但這往往會為長期的宏觀穩(wěn)定留下隱患。 

在探討宏觀經濟的結構性平衡時，巴巴詹也注意到了中國經濟當前的結構轉型。他指出，一個健康的經濟體需要在消費支出與國民儲蓄之間找到合理的平衡。當儲蓄率持續(xù)處于高位而內需消費相對不足時，經濟的內生增長動能就會受到制約。因此，當前中國在戰(zhàn)略上向提振消費支出端發(fā)力，推動經濟向更加平衡、內生驅動的高質量模式轉型，不僅有助于中國自身的長遠發(fā)展，也將對全球經濟的再平衡產生積極的示范效應。 

巴巴詹總結稱，新興市場要在波譎云詭的全球變局中破局，最終的立足點依然在于三個方面：堅持基于規(guī)則的宏觀管理、構建強大且可信賴的制度體系，以及毫不動搖地向深水區(qū)推進結構性改革。在當前全球宏觀環(huán)境深度分化的背景下，這些原則為各經濟體防范系統(tǒng)性風險、實現高質量增長提供了務實的參考路徑。

封面圖片來源：主辦方供圖